编者按：近日，国际知名传播研究刊物“国际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5年第9期发布“质化的政治传播研究”专题（Qualitativ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共刊发10篇论文。这是当前政治传播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方法总结，本公众号“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将于本期开始有选择性地翻译、推荐该专题的论文。本期推出的论文是由David Karpf, Daniel Kreiss, Rasmus Kleis Nielsen和Matthew Powers四位作者撰写的《政治传播研究中质化分析的角色：过去、现在与未来》（The Role of Qualitative Method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简介。该文内容由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博士生祖昊整理。
1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治传播研究逐渐成为考察（美国）媒介和政治环境下公众、媒体和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学术阵地，其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的理论和实践贡献更是不言而喻。然而该领域过于依赖（实证的）量化分析研究方式造成了它在理论创新上的不足，从而导致它在解释当今媒介技术和社会生活快速变迁下的新兴政治传播现象时趋于无力并陷入困境。政治传播如何摆脱方法论上的局限？未来的研究路径又将何去何从？究竟什么才会让政治传播跟上时代的步伐、弥补理论的缺位？这些都是亟待我们思考的问题。２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找到政治传播理论的发展里程碑并获得启示。事实上，从1922年Lippmann和Park分别出版《公共舆论》和《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开始，再到1927年Lasswell的专著《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技巧》问世，其研究核心无不是围绕政治传播问题展开的。这些著作以政治、公众和媒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主旨，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实证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为政治传播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20世纪40、50年代是政治传播研究迅速崛起的时期，其研究取向也趋于分化：社会心理学取向主要研究大众媒介时期公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政治科学取向把政治传播视作一个政治学问题，并从广泛社会科学理论中寻找精确的研究定位。大众传播取向则以效果研究为导向，聚焦短期政治行为、政治修辞和政治说服等问题并做出考察。研究取向分化的历史背景不仅扩充了政治传播的研究内容，也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跨学科发展的机遇。 同样在20世纪40、50年代，很多传播学者还发现了定性分析在政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们知道，Lazarsfeld是传播领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人民的选择》（1948年）当今已成为传播研究方法的必读之作。通常我们认为Lazarsfeld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然而这是一种误解。在《定性分析》一书中Lazarsfeld回忆道：“虽然《人民的选择》研究的是大众媒介在政治竞选中的作用，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个人的影响力……这一点不是通过定量分析，而是通过定性分析的方式考察到的……重复性的深度访谈让我们理解到选民在性格、政治观、世界观以及社会交往上的特征，而这正是决定他们政治偏好的主要因素。”在《人民的选择》（1968年）的再版中Lazarsfeld还表示，当年收集的量化数据并没有建立的完善的案例分析路径，也没有对竞选活动展开系统说明，更没有社会共同体进行有效叙述。相反，占比重较少的质化分析倒是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范畴，促使Lazarsfeld走出思维枷锁并找到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二级传播学说”。 与Lazarsfeld一样，传播学者K.Lang与G.Lang(以下简称Langs)在考察电视环境下公众对政治事件报道的反应时也有相同发现。在那个大众媒介影响力“如日中天”的年代，Langs认为媒体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必然会左右公众的政治情绪。然而通过研究1951年芝加哥麦克阿瑟日（MacArthur Day）的政治纪念活动之后，Langs发现公众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热情”，而是表现出令人震惊的冷漠和无动于衷。对此他们说道：“我们总是把媒介的影响视作某种必然，同时就不假思索的追随这个‘必然’而去。然而现实让我们很多意料不到的东西，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通过数据证伪自己的假设，还得到了反思自己研究路径的契机。” 虽然Langs没有直接指出质化分析的重要性或有效性，但他们的反思表明传播研究必须重探索而轻验证，重归纳而轻推理。只有杜绝纯粹量化的研究方式，才能避免反复检测旧知识而找不到全新理论支柱的研究怪象。３ Lazarsfeld 和Langs等一辈学者把传播学引入了有限效果论的时代，但后人却忽略他们对质化方法的强调，而把他们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传承了下来。因此，政治传播也出现了一些现象：1短期效果的说服研究，2方法论上集中在个体和群体，3研究媒介事件，而不研究媒介存在下的长期社会化进程。这些都与行为主义范式息息相关，如刺激-反应，个人行为，然后就是量化的检测方式包括问卷调查、实验。正是这种机构的建立和行为主义的研究气氛给政治传播在70年代开辟了空间。行为主义那时在美国政治科学和心理学上的影响力太大了，很多传播学界的学者如Schramm就转向不研究媒体自身，而是研究媒介人的行为。其结果是，这些特征被总结到1981年D.Nimmo和K.Sanders出版的《政治传播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一书中，这是关乎政治传播的开山著作。然而，D.Nimmo和K.Sanders在政治传播方法论问题上指出，真正的政治传播就是40和50年代 Lazarsfeld、Langs等人在行为主义框架中作出的成果，他们甚至没有提到Lippmann和Park 和 Lasswell等人的研究，没有数理政治传播研究的历史渐进关系，而是仅仅说明他们在政治传播该领域的地位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中一样，已经过时了。这就把政治传播的方向定得过窄。也就是说，美国今天的政治传播还是沿袭着70年代留给我们的套路，这个套路按照特定的原则完成了它的历史书写，把政治传播的跨领域特性和多元研究方法的活力给抹杀。这个机制一旦确立之后，一个特定轮廓就处在我们理解议程设置、舆论、媒介效果尤其是在政治竞选和活动中，定型了政治传播研究以社会性、群体性、技术性为主旨，而质化研究则被推到了政治传播研究的边缘。 1973年建构出的政治传播体系形成的特定研究景观不适宜我们在研究中提出新问题或与媒介和社会发展接轨。现在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能再研究特定的政治行为，也不能研究政治家、公众、政治组织和媒介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也不能说出这种关系的变迁，特别是对数字化媒体的变革带来的新政治传播现象更是无法说明，因为行为主义已经预设了政治家、新媒体组织和社交媒体的性质，人们无意识地走向这个圈子。怎么解释很多人在政治竞选中的花销大于竞选人和政党？那些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以及政治沟通平台和以往的电视广播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因特网和移动终端给政治带来了什么？传统新闻媒体与新兴新闻媒体在当今时代有什么样的变革？这些问题都是冰山一角。在过去四十年当中，政治科学家、社会学者、经济学家和传播学者都不断提出近40年来美国政治的时代变革，例如社会运动、利益集团、政治组织、工作、休闲、家庭生活、经济发展、媒介机制等，但政治传播的研究方法却一直没有变，它用历史留给它的辉煌篇章延续当今的社会叙事。应该说，任何一个研究范式都不可能一直沿用下去不出问题，外界环境一变，很多范式的结构核心就必须被重新审视，而政治传播领域中质化恰恰是政治传播研究的“绵延”动力，因为它能给予现实找到量化研究不能找到的问题。４ 很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种变革带来的好处是把原有政治传播研究框架中的一些核心观念放到一个可以讨论的位置，而且引入了很多跨领域的概念、理论、范式、思考方式，把政治传播推向一个多元发展的道路。 总的来看，一个以质化方式为政治传播研究的新纪元是合理的，它能够拓展开发很多新问题，让政治传播跟上时代，带来新的政治传播理论，在社会结构、媒介和政治活动都变革的基础上。它能够把原有政治传播研究的跨学科和多元方法混合的研究态势中再次挖掘出来，给70年代单独文化语境下的理论性和方法性带来一次冲击，70年代的产物给我们留下很多好坏的东西，以后我们将Lazarsfeld和langs一样开展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天地。这种新纪元并不要彻底抛弃量化的研究方式，而且也不是指出质化才能完成政治传播的救赎，我们只想说新的纪元能够真正回归政治传播的正统，让政治传播这个独特的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能不受到质疑。 原文来源：David Karpf, Daniel Kreiss, Rasmus Kleis Nielsen &Matthew Powers,The Role of Qualitative Method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9,2015.